1955年9月的北京，元帅授衔仪式刚结束，徐向前在钧座旁轻轻抚摸那枚沉甸甸的金星金来源，脑海里却掠过七年前的夏夜。那时他身在长治，一个只有几盏马灯照明的前线指挥所，毛主席电报中的一句关怀——“歼敌一两个师即可”——让他捧着电报愣了半晌。电报纸边缘已经卷曲，可字迹仍然清晰。徐向前合上电报，看向参谋们，只扔下一句：“太少，起码得干掉四到六个。”
倒带到1945年秋。延安和平医院的病房里，徐向前正和结核性胸膜炎耗着。病情未愈，他却日日盯着前线简报。他清楚，抗战虽终，内战难避。毛主席探视时温声提醒：“安心休养，国民党不会让你清闲。”这句“叮嘱”变成了催化剂。三个月后，徐向前搬进枣园窑洞，开始系统研判山西局势——那里有阎锡山二十万部队，也有他儿时熟悉的沟壑与平川。
时间推进到1947年初夏。胡宗南已逼近延安，中央决定外线作战牵制国民党主力。贺龙、滕代远在晋南打开局面，仍缺一位能统筹全局的指挥员。徐向前带着尚未完全康复的身体踏上太岳山区，职务是晋冀鲁豫区第一副司令。外界只知道他“复出”，不知他此刻肺部仍旧隐隐作痛。
运城战役告捷后，临汾成为下一枚靶心。徐向前制定“冰解后即打”的计划，硬是在二月份冰封期练攻坚、练爆破、练夜袭。临汾一役，阎军精锐第66师被端掉，晋中以南门户洞开。电报祝捷飞向西柏坡，毛主席回信简短：“善战。”随信附一句：“晋中粮食必须保住，可暂歼敌一两个师。”上下读来，既是肯定，也是体贴——第一兵团只有六万余人，又刚打完恶仗，体力与弹药都需补充。
然而徐向前没打算“喘口气”。他盘了一下阎锡山在晋中的部署：四个集团军、十三万兵力，大多散布平川，靠铁路保持机动。一旦麦熟被抢走金来源，太原工事就会得到足够粮秣支撑数月。换言之，若让对方抢粮成功，后续攻坚要多付几十倍代价。徐向前的算盘很直：要打就打痛。他在长治连夜召集旅以上干部，阐明两条：一、保麦收，二、把阎军主力拉出来打。会议最终拍板——歼敌目标提高到六个师。
兵团各部先在汾河西岸故作“渡河援西北”姿态，随后夜行百余里，突然出现在汾河以东。阎锡山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赵承绶集团慌忙转进。徐向前抓住隙缝，令太岳部队佯攻正面，主力8纵、13纵隐入祁、太谷平原侧翼。短短十天，敌先失五个县城，退路被切成三截。
七月酷暑，官兵脚底都起了血泡。8纵司令员王新亭一度求缓两日。电话那端徐向前只回了一句：“战机难等，咬牙往前冲！”一句话，似钉子把所有迟疑钉在地上。于是，有了董村死守十八小时，有了夜色里铁轨被成排炸开的火光，也有了阎军屡次突围却被推回的无奈。
赵承绶集团在祁县被合围。当夜徐向前指着地图，对作战股长说：“明晨拂晓，各部不必再等炮火准备，步炮协同直插指挥所。”清晨五点半，围城炮声突然停歇，冲锋号紧跟。十小时后，中将赵承绶被押至指挥部。“怎么就让你们六万人堵住？”赵承绶喃喃自语，这句话也仅占了此战俘虏对话的全部记录。
晋中战役自六月九日打响至七月九日结束，阎军正规部队被歼七万，有生力量损失过半。麦子完好无损地进了百姓囤。战报送到西柏坡，毛主席只批了四个字：“立大功矣。”周总理在一旁笑言：“看来主席体谅得太保守。”朱老总点头，却补了一句：“这孩子胃口大，好。”
一个月后，第一兵团合围太原的序幕开启。阎锡山再无野战主力，只能困守碉堡，等待不可捉摸的“国际形势逆转”。而徐向前，也凭借晋中一役，被前线官兵私下冠以“六万对十万的高手”称号。
授衔现场，当年那张电报被妥帖地夹在徐向前的手稿里。外人只看到他将它揣回兜中。很少有人知道，那是他最看重的战场纪念之一：一端是最高统帅的体恤，一端是自己对战机的判断。两端拉出的，是晋中平原上曾经炸开的火舌，也是那年麦浪无声的翻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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